侵華日軍的遺留物
兩名山東籍石工正在抓緊雕刻受降碑

受降亭已建成
受降路
  □記者朱長振實習生朱笛文圖    
  核心提示|清明期間,一份日本投降書的電子版開始在微信、微博上瘋傳,日本投降的歷史再次成為坊間熱議的焦點。此間,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一行多人,前來河南搜集資料,兩次趕赴漯河市,專門探訪一條名叫“受降”的路。據該紀念館有關人員稱,由日本人修建並以日本投降命名,此路全球唯一。
  前身名叫竹木街
  95歲的王慶賓一直住在受降路,他兒子及好幾家親戚的家,也都在受降路上。這條路,他親眼看著修建和多次改擴建。
  眼不花,耳微聾,聲音洪亮,日前,在漯河受降路85號院,王慶賓老人向大河報記者講述了日本兵修建“受降路”的經過。
  老人說,他生於1919年。1932年,13歲的他被父母帶到漯河。那時,受降路還叫竹木街,他家住在現在的受降路西頭的位置,當時那裡有一片菜地,父親在菜地邊搭個草棚,就是一家人的房了。
  家裡窮,父親讓他租輛黃包車拉人掙錢。後來,日本兵來到。有一天,一個日本兵把他叫到一個銀行的院里,讓他用汽油桶當作鍋來燒水,“我不知道他要洗澡,聽不懂他說啥,就一個勁兒填柴禾”。誰知日本兵一跳進去就被燙得哇哇怪叫,光著屁股跳出汽油桶就找槍,然後端刺刀追王慶賓。他見勢頭不對,扭頭就跑到門口,哭著抱住一個日本軍官的腿大叫“救命”,軍官對日本兵不知說了幾句啥話,日本兵才惡狠狠地把刺刀往地上刺了幾刀,指著王慶賓的鼻子罵了一通後才離去。
  “差點被刀戳了,我這輩子總覺得是撿了一條命。”王慶賓說,當時這條路叫竹木街,也就一米多寬,只能過一輛太平車(當時的一種運輸工具,類似架子車)。
  竹木街不知名從何來?但當時比較出名的是日本人開的窯子。常有日本兵來逛窯子,也有漢姦來,有時王慶賓等人還拉黃包車帶日本女人上街買東西。日本兵大部分住在幾裡外的馬路街,黃包車經常來往於兩條路之間。
  受降路獨一無二
  1945年,日本投降後,王慶賓又到這裡拉活兒,發現有100多個日本兵在修路。斷斷續續修了一個多月,路修好了,日本兵也陸續走了。日本兵走後,這條街就開始叫受降路了。前些年還聽說日本人來想讓改路名,“我堅決反對,讓日本人永遠記住他們投降了”,說到這裡,王慶賓突然拔高聲音。
  從王慶賓家出來,大河報記者沿受降路走了兩個來回,這條如今寬約10米的街道東臨漯河火車站貨場,西接交通路,長不足千米的水泥街道雖坑窪不平,但卻熱鬧非凡。受降路的路牌下,整日擺放著幾個小吃攤位,烤紅薯、炸串串、烤羊肉、賣手擀面……熱熱鬧鬧。在路上,記者隨機採訪了幾十人,很少有人能詳細說出受降路的來龍去脈。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也到受降路實地探訪。一名工作人員說,該路由日本人修建並被命名為受降路,全世界僅此一條。
  路東頭是受降亭
  雖然都住在受降路上,但90歲的徐如英與王慶賓卻並不相識。當聽記者說徐如英的老公以前也是拉車的時候,王慶賓激動地說:“明天就去找她嘮嘮。”
  住在受降路最東頭的徐如英老家在周口,1942年逃荒到了漯河後,就與丈夫在竹木街東頭租房開雜貨鋪,新中國成立後,她曾在居委會當了幾十年主任,退休後重操舊業仍開雜貨鋪。“我們這一片的老鄰居早在幾年前拆遷時都搬走了,只有我的這幾間房子沒被拆遷,所以一直住到現在”。
  對於與她家一街之隔的受降亭,徐如英記憶猶新,她指著離她家不足百米的地方說:“就在我家對面,現在的貨場,裡面有石碑,我不認字,不知道寫的啥,只知道是受降亭。”但受降亭究竟啥時間被扒,受降碑啥時被弄走,徐如英說,不記得。
  馬樹奇也已退休,退休前,他的主要任務是編漯河文史資料。“我採訪過郭尚武,他當時的身份是郾城地方官員,全程參與了建造受降亭”,在馬樹奇的家中,他向大河報記者回憶了當年採訪郭尚武及另外多名知情者的細節。
  日軍投降後,以第五戰區司令官劉峙為首的長官部和郾漯主要官員商定,建受降碑、亭,“以昭久遠”。因當時缺少建築工程方面的專業人才,郭尚武建議,建築亭子參考當時郾城第一名勝古跡“龍塔古篆”(也就是現在的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彼岸寺經幢”)的建築結構。
  主碑“受降亭”三字由考試院院長戴傳賢題寫。
  不知什麼時候受降亭被扒了
  紀念亭化繁為簡,用水泥、灰沙、磚石、瓦面簡單建造了碑亭,修亭子的時候雷柏青沒事經常去看,也不知道啥時候把那個亭子也扒了,可惜了,幾個角,可好看。
  刻石場設在火車站附近(今受降路口東),由臨汝和寶豐兩個縣全力配合籌備的石料,也迅速到位,當時在國內久負盛名的石工田金富等一行七人,在此經常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多月過後,石刻全部竣工,而此時,長官部卻已遷往鄭州,劉峙也由第五戰區的司令長官改任為河南省綏靖督辦,忙亂之餘,草率安置幾句,即行離去。因此,除紀念碑外,紀念亭不再按照之前的設計進行,化繁為簡,用水泥、灰沙、磚石、瓦面簡造了碑亭,將亭子的主題紀念碑——四塊高2.4米,寬0.75米,刻了文字的石碑,字面向外,背面相依,砌成方形的紀念碑放置亭內。
  當年十二月上旬,郾漯地方長官向河南綏靖區報告,坐落在漯河火車站南段花園內的受降亭、碑全部落成,幾天后,劉峙前來主持了剪彩儀式。慶祝活動大約進行了兩個小時,慶祝一結束,劉峙即驅車返回鄭州。
  對於這個受降亭,住在受降路的93歲老人雷柏青告訴大河報記者:“我家那時住在路邊的菜地里,修亭子的時候我沒事經常去看,但後來路擴寬了,也不知道啥時候把那個亭子也扒了,可惜了,幾個角,可好看。”
  馬樹奇前些年曾在源匯區文化館院內見到過受降碑,“受降碑就堆在一堆爛瓦中間,現在不知道還在不在”。
  新建受降亭今年五一竣工
  要快一點啊,爭取五一能把碑立起來,亭子都建好了。徐映偉陪同大河報記者趕到工地:受降紀念廣場不僅有受降亭、受降碑,還有抗戰紀念館和愛國主義影院。
  馬樹奇還不太清楚,離受降路幾公里遠的河上街古鎮上,兩名山東籍石工正在抓緊雕刻受降碑和《攘夷頌》碑文。
  來自山東濟寧的婦女王玉娟和馬桂榮,她們受雇於漯河市一家公司,該公司企劃部負責人徐映偉陪同大河報記者趕到工地:“要快一點啊,爭取五一能把碑立起來,亭子都建好了。”他對著王玉娟和馬桂榮大聲說,兩名婦女在烈日下正用電鑽細心地在石碑上雕刻著。
  兩名山東婦女正在忙著雕刻石碑的地方,即將成為漯河市的新景點——受降紀念廣場,“投資近5000萬,占地面積3000多平方米,2012年9月奠基,現在主體工程已經完工,不僅有受降亭、受降碑,還有抗戰紀念館和愛國主義影院”,徐映偉介紹完這些,還特意領大河報記者到他們公司的一間倉庫里,這裡存放著他們徵集來的日本自行車和日本兵當年使用過的槍炮和衣物,還有相冊及地圖。“前幾天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也來看過,稱這些實物十分珍貴,也十分罕見。”
  受降地為何選漯河
  漯河之所以被確定為受降區,很大程度上緣於此地乃日本侵華部隊第115師團司令部所在地,常駐日軍中將一名、少將五名。
  為什麼要在漯河新建受降紀念廣場?漯河市政協魯鎖印一聽大河報記者說明來意便語出驚人:“受降區是14個,並不是15個,日本投降後,蔣介石在全國只分了14個受降區,漯河是後來補進來的”,魯鎖印的驚人之語在馬樹奇所編寫的漯河文史資料中亦得到了印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過電臺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派出全權代表向中、美、英、蘇四國投降簽字。蔣介石將全國劃分為14個受降區,命令日軍集結指定地點,委任他的親信大員為受降官,前往受降。
  河南省屬國民黨第五戰區管轄,由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劉峙接受日軍投降。但就在劉峙以受降官的身份集結部隊,籌劃受降事宜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忽然向蔣介石提出,他要率部到鄭州處理受降事宜,並且快速集結部隊到了鄭州,無奈蔣介石只得臨時又將漯河增設為受降區。
  “這應該與漯河的特殊地理位置有關”,馬樹奇解釋道,漯河是日本侵華部隊第115師團司令部所在地,常駐日軍中將一名、少將五名。西南方向的南陽、方城等地,南面的信陽、駐馬店等地,東面的周口,北面的許昌、鄭州等地日軍,均由此地日軍管轄。
  原山西會館是受降儀式舉行地
  1945年9月,劉峙召集了駐漯部隊部分長官、地方官吏和日軍投降代表,商議受降的具體事宜,同時成立了籌備委員會,定於9月20日上午,在山西會館(現漯河二高)舉行受降儀式。
  1945年9月,劉峙召集了駐漯部隊部分長官、地方官吏和日軍投降代表,商議受降的具體事宜,同時成立了籌備委員會,定於9月20日上午,在山西會館(現漯河二高)舉行受降儀式,大河報記者趕到當年的山西會館時,二高大門口的幾名教師向記者繪聲繪色地講述當年的受降經歷。
  1945年的9月20日,晨曦初透,隱約可見的街道上,五步一崗,十步一哨,戒備森嚴,禁止行人隨意走動。上午八點左右,吉普車、大卡車首尾相接,從東向西,滿載全副武裝的軍人向山西會館疾馳。九點左右,日軍的投降代表鷹森孝和他的幾名下屬軍官先期到達會場。接著以劉峙為代表的漯河駐軍各部長官以及美國顧問組等受降人員,分乘小轎車來到會場,當時郾城的縣長蔡友令、漯河鎮鎮長陶瑞亭以及當年的知名人士,陸續前來參加受降儀式,卻均被拒之門外,“當天我拉著黃包車往山西會館跑了好幾趟,但不讓進”,王慶賓回憶起受降儀式沒能進去看看時還心存遺憾。
  原受降亭落成於火車站花園內
  1945年12月上旬,作為銘刻漯河市人民見證抗戰勝利的“受降亭”“受降碑”落成於漯河火車站花園內。與此同時,竹木街也更名為“受降路”。
  馬樹奇採訪的多名親歷受降儀式者的回憶,已在漯河文史資料中完整記錄:受降儀式開始,鳴禮炮18響,接著劉峙和鷹森孝各代表中日作了簡短的講話,隨後,劉峙代表中國簽字受降,鷹森孝代表日軍簽字投降,簽字後,鷹森孝面向在場中國軍民,後退三步,鞠了九個躬,並把佩戴的指揮刀雙手舉過頭頂,交給主持受降的劉峙,正式投降,“據說當時鷹森孝向劉峙和美國顧問的方向鞠躬時,劉峙竟欲舉手還禮,受到美國顧問的嚴厲制止,說道:‘不要還禮,他是戰敗者,本應向我們敬禮!’劉峙一時間臉色頗為難堪”,馬樹奇向記者講到此處時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1945年9月20日,這一天,侵華日軍第115師團,第92混成旅團、騎兵13警備隊,共計31560名日軍在漯河向中國無條件繳械投降,侵華日軍2971部隊的司令官——鷹森孝,在此作為日軍指揮官帶領所管轄的全體侵華日軍向中國投降。
  受降儀式結束後,駐漯侵華日軍分別在濱河路、張公路(今民主路),日軍軍需倉庫、竹木街日軍兵營,向受降的中國軍隊繳械並辦理軍需物資的清點移交手續。
  在日軍等待遣返回國期間,中國軍隊負責人命令他們將竹木街西段,由寨內通向煤市街(現今的公安街)的小土路,加寬取直整修,又運來碎磚爛瓦加以鋪墊,築成寬8米、長約700米的大道。
  1945年12月上旬,作為銘刻漯河市人民見證抗戰勝利的“受降亭”“受降碑”落成於漯河火車站花園內。與此同時,竹木街也更名為“受降路”。
  漯河是全國抗戰勝利後當即勒石建亭予以紀念的唯一受降點,而受降路亦是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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